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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燕:老兵變軌記

來  源:重慶作家網    作  者:李燕燕    日  期:2020年4月26日     

 

原載2020年3月《解放軍文藝》

      我要寫的,是一個普通人,一個自主擇業的基層軍人——如今依然在基層,干的是地方上的瑣碎活兒。他的選擇他的堅持他的挫折還有他一直認定的人生價值,帶著理想的光芒,更有一份踏實接地氣和中國式現實色彩,愿讀者閱之,既有一份熟悉感,又能見一些前所未見的獨特。

——題記 

社區黨委書記?老兵!

2019年的12月上旬,和之前兩年一樣,自主擇業軍隊轉業干部必須要轉接好組織關系才能進行包括行政關系供給關系等等其他的系列轉接。依據新落下的戶籍,又有十來個人組織關系要落到重慶市沙坪壩區覃家崗街道的新鳴社區。

沙坪壩是重慶市最“老”的主城區之一,這里把山城的地貌亦表現得淋漓盡致,細觀之,如同“折疊城市”。若汽車駛過某架立交橋,往下粗粗一瞧只是幾條交錯的馬路再無其他,除了來往的密集車流,周遭空蕩蕩。如若從指向復雜的立交橋某側下錯道,則可能進入一大片被山坡包圍的凹地,這里分布大大小小的街巷,林立的各色店鋪,打蒸籠賣剪刀的都有。和其他老城區一樣,街上隔不到10米就是一個火鍋店——還沒到晚飯的時間,幾個扎紅圍裙的大姐在店門口用粗糲的大剪刀剪著干辣椒段,不時有行人扭頭看去:喲,這“二荊條”看起夠兇哦!那是!二哥子晚上約起人來的話,鍋底先給你們兌好,整個微微辣就滿可以了!一個大姐抬起頭,跟一個路過的矮壯男人說。要得要得!路人其實是熟客。看看,立交橋與下方的馬路之間,原來折疊著這樣一片純粹的市井之地!即使是長年生活在沙坪壩的人,也很難一下子叫出這一片的地名,若有人提示,他會恍然大悟,繼而困惑地說:你說的地方我知道也去過啊,但沒見過這一片兒啊!

同樣,夾在陸軍軍醫大學、重慶圖書館和幾個新建小區之間的新鳴社區居委會,也不大好找。那些前來接轉關系的新自主擇業干部,因為之前與地方接觸少,所以只能借助手機導航或者沿途問人。手機導航在山城常常不大好用,眼看著提示就在前方200米,可走近一看,跟前是個山丘,目的地還需爬坡上坎幾十個階梯。幾個自主擇業干部跟著導航左拐右拐,從軍醫大學高灘巖的那道門出發,花了將近半個小時才找到辦事的地兒。也有幾個人過去一直喜歡在華彩菜市場買菜,知道華彩菜市場屬于新鳴社區,估計居委會就在附近,于是一路問著找過來,問的都是沿途的店鋪或者街上眉目慈祥的老年人。

“哦,往前走,左拐就到了。剛剛社區領導還過來落實我們店里幾個人辦醫保的事。”

“哎呀,你原先是‘三醫大’的吧,居委會你都找不到?就在你們‘三醫大’后門的坡底下。”

等到了新鳴社區居委會,大伙兒才發覺這里其實很眼熟。原來,居委會所在的這塊地,幾年前還是一小片荒地,沿著前面的小路上坡,是軍醫大學的一道側門,因為嚴格控制開門時間,所以平素行人不多;荒地正對是一道坡,坡下是一大片亟待拆遷的陋巷瓦房,里頭阡陌縱橫;荒地一側又是嶄新的商品房小區。荒地中間堆著瓦礫磚塊,周圍靠路邊被居民私自開墾出來,種上了小白菜、南瓜、辣椒之類。那時,新鳴社區居委會尚在一個安置房小區旁邊,只有幾個工作人員,那個辦公點外表看去像一個早餐鋪的門面。后來,社區清理了那一小片荒地,在那里起了一棟磚紅色的三層小樓,以及立著若干健身器材的小花園。如今的大城市里,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特點。比如新鳴社區原是農村,半個多世紀前軍醫大學的地就是從這里征來的,當時許多失地農民轉成了軍隊職工。最近的二十年,城市化進程迅速推進,“農轉非”的居民越來越多,安置房小區和新興小區不斷出現,就連重慶圖書館的新址也落腳在附近,這里儼然已是繁華城區的一份子了。但農村的歷史印記,并不因城市外表的遮掩而徹底消失。城鄉的碰撞,依然能夠擦出許多火花,展開若干故事,并繼而成為社區干部們重要又繁瑣的工作內容。

站在新鳴社區居委會樓下,自主擇業干部們才開始打量這個平素并不起眼、也幾乎沒有打過交道的地方——除了各種嶄新的健身器材,水泥花臺里冬季依然生氣勃勃的常綠植物和開花的月季,還有幾面黨員展示墻,小樓的一層是社區服務大廳,有五六個服務窗口,居民們進出于大廳,辦理社保、開準生證、出證明、做政策咨詢……剛踏入地方的自主擇業干部們很新奇,過去部隊包攬了一切,甚至還為他們的隨軍家屬服務,所以社區的這些情景他們第一次見。新鳴社區黨委書記劉德軍當年誤打誤撞與社區結緣時,也曾經以好奇的目光打量那些陌生的事物。

和往年一樣,說著一口流利普通話的劉德軍親自在黨務辦公室迎接這些前來轉接組織關系的戰友們。但戰友們卻并不知道劉德軍是個老兵。他們甚至覺得這個皮膚黝黑,個頭矮壯的社區工作者十分嗦,不就接轉個關系,交交黨費么?用得著仔細核對入黨材料復印件,反復叮囑按照黨章要求過好組織生活,還要求交一寸照片辦黨員證么?他甚至把把細細地按照退役金比例核算黨費。啊,不是傳說街道社區對于沒有單位的人最多只收10元黨費嗎?這個五十多歲的“多事兒”男人,想來一定是那些熱心“馬大姐”一手一腳帶出來的。

待這些戰友一一落好關系,劉德軍端出一杯杯茶水招呼大家,氣氛又慢慢變得融洽。大家開始攀談起來。聊得最多的,是自主以后的打算。創業,返聘回原單位,到退役軍人招聘專場去找份工作——咱們到某個私營企業里搞個管理還是可以的。

“如果社區招聘工作人員,你們會考慮嗎?”劉德軍突然問。

幾個人互相看看,露出驚訝的神情,半天沒人吭聲。最后,還是一個正團職的自主擇業干部開口了:

這個嘛。居委會是不是必須跟大爺大媽成天打交道?我們不確定能不能干得來。再說,從部隊出來選自主擇業,不就想從瑣碎中掙脫出來,活得更灑脫些,是不是?

這一席話,大家很贊同,都笑起來。于是,輕松隨意的聊天繼續下去,有人提到了利用醫院資源做診所生意的戰友,以及去西昌自愿支教的“最美退役軍人”謝彬蓉——恰好有人和她認識。

似乎沒人關注劉德軍引出的話題。雖然一個將近30年軍齡的老兵,自主擇業之后,在工資不高的社區摸爬滾打,最終成了沒有編制、由街道聘用、居民黨員選舉出來的社區黨委書記,的確有些少見。劉德軍靜靜地立在一旁聽著戰友們說笑,他知道,從部隊出來,再聘到地方的最基層搞服務,對絕大多數自主人來說,是個前所未有也沒多少趣味的選項。

約莫五分鐘后,戰友們告辭,兩個看上去六十歲上下的大姐找上了劉德軍。她們倆看起來都像有急事,搶著說話,結果誰都沒有說清楚。

這樣,一個一個講,劉德軍說。

穿著大紅色薄羽絨服的大姐先講。她一年前剛剛從郵局退休,做了幾十年的“具體事兒”,退下來兒子還沒結婚帶小孩,一下閑了還有些受不了,眼下返聘的工作又不好找,她就想到了社區——在社區找點事情做,她愿意為群眾服務社區當然也歡迎。起初,社區想分配她去不遠處做“交通文明勸導員”,站大馬路邊,上午工作兩小時,下午工作兩小時,每個月有1500元的補助。可這位大姐覺得這活兒還是太輕松了,想換個“勞累”點的,監督社區清潔衛生什么的,都可以。

劉德軍一邊聽一邊點頭,想法是好的,搞清潔這塊兒可是一般人不愿意做的,你真要去?

要得呀,現在不是喊城市“創文創衛”么?

另一個身形寬闊些的大姐說話了。書記呀,今晚樓上活動室不是說給我們老年舞蹈隊用了嗎?里面咋還有許多桌子板凳擺著呢?

喲,剛開過黨員大會,忘搬走了,劉德軍拍拍手。叫上幾個人,便風風火火地上樓搬桌椅。莫擋到你們跳操了。書記,不是跳操,是跳舞。胖大姐跟著去搭把手,還湊上去笑嘻嘻地跟劉德軍說:書記呀,我們這些群眾硬是相信你們的,你看,我把錢都存在你們社區銀行的!

什么,社區銀行?!劉德軍唬了一跳,哪有什么社區銀行?

就是街對面那家,去年他們來社區搞了些包餃子之類好耍的活動。那大姐說。

劉德軍這才搞明白,原來居民弄熟了那些過來搞聯誼的銀行,因為信任社區,也順帶信任他們。

社區工作就是這樣,包羅萬象,方方面面,猶如一棵大樹分出的枝干那頭最末端的——細小不打眼卻恰好與葉柄葉片緊密相連。社區居委會說到底是個“居民自治組織”,自己沒有一分錢經費,更不可能有上級撥款,每每需要花錢都必須向街道打報告“申請”,可又實實在在地具備無數政府職能。不僅僅是企事業單位的聯誼合作,更有實在的瑣碎的雜務:比如,大馬路上的清潔由環保局負責,轉進去的街巷里的清潔則是社區負責;大馬路邊游攤的管理屬于城管,轉進去的街巷、菜市場門口之類的管理還是社區;再比如,針對四十至五十歲在家政、餐飲等行業“靈活就業”居民的“4050靈活就業補貼”政策的開展……一句話,居民的日常幾乎都與社區有關。有人會說,我是機關事業單位的,我們的事情都是單位全管,不勞社區。可是,他們的孩子入托讀小學,接種疫苗,又都與社區有密切關系。

送走兩個大姐,劉德軍看看表,不知不覺已經快下午四點了。在六點鐘之前,他還需要去家訪一個低保對象,然后到社區里一對老夫婦家里做協調工作:他們身患精神分裂癥的兒子在經過一段時間規范治療后,病情已經得到控制,醫院認為可以辦理出院,夫妻倆卻出現了爭執,老伯希望兒子一直住在醫院,免得出來再搞事,老婆婆一心想兒子出院,怕他在精神病院遭罪。如果做完這些還有半個小時的時間,他得抓緊去找住在干休所的居民,跟他們商量與另一個商品房小區公共地塊爭端的解決方案。

劉德軍離開辦公室,還在待命中的電腦微信不斷發出“當當”的消息提示音,可能是街道正不斷發出的各項指令,有上頭的最新政策,還有最近的學習教育活動安排,可能是各個口的社區工作人員報上來的周工作總結,或者社區網格員剛剛發現、亟需解決的新問題,也可能是某個經濟適用房小區的物管因為居民給的費用太低即將撤場的告知,還有可能是困難居民的求助……等到天黑盡,劉德軍從外面歸來,再一一處理這些堆疊的信息。

老兵在地方的基層生活,儼然帶著“打仗”的節奏。

“我在部隊幾十年,服務于打仗,還是那種高科技戰爭,可是,我終究沒打過仗。打仗,應該就是現在這種節奏吧?”這樣的生活,讓劉德軍嗅到了熟悉并渴望的氣味。

在外人看來,這些年,老兵劉德軍其實也不大像個“兵”,他渾身一股子跟婆婆媽媽打交道久了釀成的“煙火味”,喜歡和居民們扯家長里短,不愛看手機、不會弄稍微復雜點的APP,吹自己曾經“為高科技戰爭”服務吧,卻連電腦也操作得不好。2019年的“AI時代”了,晚上得空,他依舊喜歡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跟前一杯濃茶伺候,看的內容都是什么家庭糾紛調解、婆媳關系、夫妻矛盾等等。但是,跟他談起衛星發射之類,他還真的就一套一套,連“變軌”這個高級詞兒都會提到。

不過,想想“劉老兵”這幾十年的軍地生活,的確也像是衛星在“變軌”。 

 

 

軍人劉德軍

1971年春天,一列綠皮火車把幼小的劉德軍從四川老家帶到甘肅的一片荒漠戈壁,那里叫“酒泉”——他父親所在的部隊,外人周知的是這樣一個名字: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事實上,這個荒涼的地方雖名為“酒泉”, 其實距離真正的酒泉市還有200多公里,距離蘭州市則足足有800公里,作為秘密的軍事區域,在地圖上是找不到的。因為父親的關系,劉德軍與母親及兩個弟妹一起隨了軍。

那一年,劉德軍離開農村,也離開西南。他記得,兩天兩夜,綠皮火車越走越遠,漸漸看不到房屋和人煙,直到周遭幾乎連一點綠色都看不見,就到站了。父親穿著一身褪色的舊軍裝,在這里接站。

算起來,劉德軍一家子都當過兵。他父親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老兵,一直是非常稱職的汽車兵,因為志愿兵服役年限已滿只能脫去軍裝,在赴四川德陽工作的途中,被放不下他的部隊召回,最終成了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一名軍隊職工,從此穩定下來。若干年后,劉德軍和弟弟都當了兵,還做了干部,妹妹則當了幾年女兵。劉德軍覺得妹妹挺聰明,可惜女孩子家小小年紀心思重,終究不能像兩個兄弟一樣拼命追求進步,才幾年就復員回了地方,挺遺憾。

母親不喜歡這里的環境氣候,常常抱怨這里風沙大天氣冷。在西南,十月金秋;在“酒泉”,十月份戈壁灘刮的雪風能把人的臉舔出許多小口子。而且吧,這荒漠戈壁生出的柴禾也古怪,叫什么“梭梭柴”,硬得不行,要把這些深黑色的“梭梭柴”砍成一段一段的,得掄起胳膊用盡氣力。好在大兒子劉德軍長到七八歲就開始幫著干活兒了,小點的孩子會撿著哥哥的樣子學做事。

話說,孩子的觀點到底跟大人不一樣。地兒荒涼,在小孩看來沒什么,這里新鮮玩意多,還是比農村好玩;沒錢上部隊幼兒園,也沒什么大不了,幾個軍隊職工的孩子湊在一塊玩打仗的游戲。劉德軍的父親脫掉軍裝好些年了,為了一大家子人的生計,已經蛻變為一個極普通的“地方人”,經常為了柴米油鹽著急上火甚至沖孩子黑臉。劉德軍看不到父親那頂帶著五角星的舊軍帽,卻天天能清晰地聽到軍號聲——因為宿舍離部隊的警勤連很近,那里有大功率的喇叭,一身整齊軍裝的兵們每天列隊出操。劉德軍想當兵了。

1986年,劉德軍從軍校“東風中專”畢業,被分配到了位于“大樹里”的雷達測量站,這個單位恰好與所學專業對口。雖然是個正團級單位,技術含量卻挺大,直接與“衛星”的發射回收打交道。

“等著,將來我肯定是這里的站長。”走進院門,剛剛向哨兵還過禮的劉德軍摸摸頸上的風紀扣,自言自語。雖然自說自話的聲音很小,可還是被一同來報到的幾個年輕人聽見了,他們瞥了劉德軍一眼,然后互相遞了個眼色。呵,這矮個頭的小子,不知什么來頭,口氣還挺大!

其實,劉德軍從小就喜歡“當頭兒”,也樂意“擔批評”。比如,小時候跟伙伴一塊玩打仗的游戲,一不小心把別人家的窗玻璃弄碎了,劉德軍讓其他的渾小子先做“鳥獸散”,他自己站在原地,等著一個阿婆從屋子里拿著掃帚沖出來,跳著腳罵規矩站著的“小屁孩”,這頭聽人罵完又道歉,回家去,剛從農墾隊掙了點角角分分的母親還要打一頓——要花錢賠玻璃啊,但這個小男孩不會去分辯;從初中到中專,雖然成績算不上頂好,但為人仗義不怕吃虧,被班里同學擁護支持,大小事都愿意找他商量,所以,他當了整整三年的團支部書記。不想當將軍的兵不是好兵,這是劉德軍青年時代的“座右銘”。

如果未來要做到“站長”,必須從技術崗位起步。剛從軍校畢業的干部有一年的實習期,劉德軍并沒有立刻到達技術崗,而是被分配到站里的后勤分隊當了實習排長。那時,雷達測量站大門外只有200米是修好的水泥路,其余都是一片泥濘,物資進出很吃力。后勤分隊的實習排長首先得帶領戰士修路,干各種氣力活。扛水泥包,燒鍋爐……本來,吃苦于他來說不算什么。9歲那年,劉德軍跟著母親一早去撿駱駝糞,走過一條結冰的小河,突然一腳踩進了一個冰窟窿里,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氣,膝蓋以下立時凍出一層冰碴子,他被凍得大哭,這是他人生當中第一次大哭。自此,關于任何皮肉的勞苦已經不在話下。

一年的實習期,劉德軍表現得格外賣力。“因為我知道,一年以后會重新分配,我的努力領導一定能夠看見。那時,我才有資格向他表達我的志愿。”

1987年,結束實習的劉德軍當上了雷達接收機操作手,所學專業終于派上用場。那一年,他參與了一顆返回式衛星的發射任務,技術骨干的企圖心也如那顆上天的衛星一樣,噴薄而出。

可惜,衛星還在遨游天河,劉德軍卻很快的結束了自己的夢想。

“小劉,你記住,站里任何人找你談什么,都不要答應。”1988年的一天,技術室主任找來年輕骨干劉德軍,語氣很沉重。本來,劉德軍還想問個前因后果,扭頭看見主任辦公桌上的煙灰缸里煙頭已是滿滿當當,便主動打住話頭。幾天后,劉德軍被政治處主任叫去談話,讓他調任后勤生產隊副隊長。他想拒絕,像技術室主任講的那樣斬釘截鐵拒絕,但軍人“服從命令聽指揮”的本性使他不能拒絕。人生的衛星,第一次被迫變軌。

1988年,他調任副隊長僅僅兩個月,因為隊長轉業,他便接下了生產隊全部工作,接著火線入黨,朝著主官的方向進發。其時,生產隊要耕種80多畝地,飼養1000多只雞和200多頭豬,還要管理一個生產服務中心,劉德軍用盡全力拼了一年,終于完成既定的生產任務。人在一個崗位干久了,如果順風順水又有表揚,初心和理想慢慢就會休眠。不到一年,劉德軍已經熟悉后勤生產隊繁雜的內容,為了推動工作,他主動要求上級再調一名骨干到連隊。當那個高挑挺拔滿臉帶笑的年輕尉官站在劉德軍面前,向他講述連隊美好未來的構想時,劉德軍無疑有他,對這個新搭檔報以了全面信任。但新搭檔帶來的并非口頭所說的“新氣象”,日子一天天過去,后勤生產隊的氣氛逐漸變得微妙,團團伙伙劃圈子認老鄉的現象越來越突出,往日誠懇對視的眼神開始變得躲躲閃閃,甚至連生產隊的正常工作都被拉了后腿。在這樣的局面里,那個人能說會說,而劉德軍不想說也不愿說。逆境之中,初心和理想又慢慢復蘇了。

1989年,他再次回到技術崗位,這次做的是引導雷達技師,可是時過境遷,一切都回不到從前。此后的15年,他先后擔任過裝備助理員、計算機室副主任、雷達測量站副參謀長。一路行來,生發許多感慨。

比如,如果想干,在部隊一定有機會。當年,6個人競任空缺的雷達測量站副參謀長,聽聞有人的親戚在總部,聽聞有人已經給領導送上了煙酒,劉德軍卻什么也沒做,只是默默地給自己服務的那些高級知識分子解決點“小問題”。夜深人靜,腦子里實在鬧騰得慌,就看看三等功獎章,摸摸“優秀共產黨員”獎狀,內心慢慢平靜下來。最終,“什么也沒做”的劉德軍當上了副參謀長。雖然,離剛來測量站時發下的“宏愿”有些差距。

劉德軍是在“副團”時轉業的。

“我曾經管理過碩士博士,也有幸親歷了‘神一’‘神二’‘神三’的發射,但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這樣的高科技單位,中專學歷是絕對的短板。最終,我的低學歷使得軍旅生涯止步于2004年。”劉德軍說。

 

“被迫”的選項

2001年開始,軍官轉業安置有了兩種方式:一種是計劃分配,即安置到地方并分配工作,一般會去機關事業單位或者國企,另一種是新興的“自主擇業”。光聽聽“自主”這兩個字,的確就是美好的字眼,有自由的氣息,有主體的尊嚴,國家按月發給退役金,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兒。

“你肯定是要選計劃安置吧?計劃安置雖不比自主自由,可還有自己的‘圈子’呀!”領導對已經心平氣和接受轉業安排的劉德軍說,“不過,雖然是組織分配,可是你自己該做的工作也得做呀!”談話結束之際,領導站起身,深深看了一眼自己往昔的愛將,又重重地拍拍他的肩頭。

幾個月后,劉德軍出現在“折疊城市”重慶。1990年,在他因為種種失意第一次萌生轉業念頭的時候,他恰好結識了一位重慶姑娘,是呵,在一片荒涼中生活了二十年,是該出去看看了,很快,他和那位姑娘結了婚。但衛星也不是隨時轉軌的,他當時沒能走掉,又繼續穿了十余年的軍裝。按照政策,他轉業后將在重慶安置。這個新興直轄市,雖說之前沒有來過幾次,但這里也有好幾個戰友,有調過來如今還是現役的,有轉業安置在這里的。初來乍到,劉德軍常常迷失在“折疊城市”的某個街區里,被熱鬧的街景和充斥牛油濃香的火鍋吸引著,甚至想要和那幾個拿大剪刀剪著火紅“二荊條”的大嫂們拉幾句家常——他也做得一手好川菜,喜歡在炒菜時加幾顆上好的“二荊條”。但一扭頭,卻瞥見對面的一個局級機關,莊嚴肅穆,與鬧市形成鮮明對比。是啊,我的當務之急是落實工作。上午妻子千方百計托人找的一個機關單位,他精心準備一番拿著花三十多元制作的簡歷上門,那個三十出頭化著淡妝的人事科女科長,在足足講完一刻鐘的電話后才招呼他坐下,劉德軍給她介紹自己基本情況的時候,幾乎一直垂眼看一份文件,從頭至尾,壓根沒翻一翻那份簡介,“我也不清楚,今年我們單位有沒有進人的指標。就算有,也得低半級安排。你,在部隊副團,在我們這里只能是正科級,慣例了。”

更多的時候,沒有任何回音,哪怕心頭已經被迫接受未來 “低半級”的安排。妻子只是個事業單位的普通職工,老實巴交,看她打電話到處低三下四托人求人,劉德軍不忍更不愿。為什么軍轉干部在地方工作必須低人一等?為什么地方單位的人看軍轉干部的眼光都那么尖銳?難道地方工作是軍轉干部不能勝任的嗎?這樣想著,一絲絲恐懼開始從頭腦中慢慢升起,越積越多。

“走,晚上聚聚。”那天,簡歷都沒能送出的劉德軍突然接到戰友電話。傍晚,幾個老相識在一家火鍋店聚首。幾個戰友都是走“計劃安置”的軍轉干部,從部隊到地方有兩三年了,大部分人至今仍在單位里“熟悉情況”。

哎,我走的時候好多同事都選“自主擇業”。我呢,當時怕成了沒人管的“社會閑人”,害怕小孩上學沒有辦法,害怕自己沒有人脈資源,就堅決選了計劃安置。開始聯系到一個國直機關,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去成,最后分到法院,因為不懂專業,安排到后勤處,越來越邊緣化……

你好歹弄了個后勤處副處長,我有個戰友更慘,40歲的團政委分到財政局做調研員,處長才35歲,同事都是些30歲上下的年輕人。因為不懂業務,平時只能“打打雜”,大家面子上勉強過得去。直到年末的一天,一個年輕同事做好一份文件,直接吆喝那位“調研員”:那個老蔣,你要沒啥事,到市里去送份文件!

……

戰友們一人一小瓶白酒,一點小酒下肚,關于“安置”和“自主擇業”的話題故事越來越多。那一晚,劉德軍始終很清醒,他坐在一旁靜靜聽戰友們談笑,任由心中那點幻想的小火苗黯淡下去。老人們經常說“什么事情先不要想得太好”,可劉德軍偏偏喜歡往好的方向想,從軍伊始幻想當團一級主官,做個裝備處助理幻想要做到裝備處處長,當測量站副參謀長幻想要走到“軍一級”,離開部隊坐在前往重慶的火車上,還想著安置到地方也要“做被人需要的人”。但幻想終歸是幻想,劉德軍的人生,一如上天的衛星不斷經歷變軌,而不是朝著某條預定軌道持續前進。

“我是被迫自主擇業的,因為既拉不下臉來繼續求人,也心懷對地方深深的恐懼。”劉德軍說。

當年,劉德軍到重慶市沙坪壩區人社局軍轉辦辦理“自主擇業”手續,工作人員看看他的檔案表格,意味深長地說:你在部隊是做行政管理的,這種最好選“計劃安置”,你怎么會選“自主擇業”呢?劉德軍沉默了。他在軍轉辦坐了一會兒,那天有許多“自主”戰友前來報到,略一打聽,都是搞“專業”的技術干部,不少人是軍醫大學附屬醫院的醫生,離隊前已經和民營醫院簽好了合同,動輒年薪數十萬。

事已至此,接受吧,劉德軍艱難地說服自己。選了自主擇業,雖說不用出去工作,也有每月退役金保障,但也不能無所事事呀!劉德軍選擇了做“家庭煮夫”,這一做,就是六年。

“這六年,還包含了我對女兒的愧疚和補償。”

女兒劉潔小時候隨軍在酒泉。因為劉德軍愛人在重慶落實工作離開酒泉,劉潔就跟著早已退休的祖父一起生活。每周,劉德軍回一趟部隊家屬區看女兒,因為做不了什么,就只好在女兒房間抽屜里放上一些零錢,想著女兒可以拿這些錢買點好吃好玩的。那時,劉德軍的母親已經去世,父親新找了一個老伴,一對老人帶著個孩童一起生活,難免許多磕磕碰碰,何況老人很容易“老還小”。一個周末,劉德軍從部隊趕回,卻看見女兒站在“悶罐房子”進門處的走廊里哭泣,問女兒為什么不回房間做作業,女兒回答說爺爺奶奶把房間的門鎖了,只有他們在家才能打開。原來,某天小劉潔帶著同學上家里玩,之后新祖母發現自己手表不見了,就認定是劉潔同學頑皮拿走的,祖父一氣之下就決定只要兩個老的不在家,就把房間鎖上免得丟東西。劉德軍心疼地摟著委屈的女兒,心頭難受得像刀絞。

六年時間,恰好貫穿女兒的初中和高中。劉德軍每天早上送女兒上學,接女兒下晚自習,精心為女兒準備晚餐和宵夜,直到把女兒送進大學校門。

 

 

劉德軍開始與社區打交道,是因為女兒劉潔的假期實習。

劉潔大學念的是“社工”專業,但這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因為劉德軍一家當時并不知道這個專業的具體情況,這只是“第一志愿”失利之后服從調配的結果。“社工”專業假期實習是在社區,做“寓公”數年的劉德軍硬著頭皮去給女兒聯系實習單位。將近45歲的劉德軍多年不與社會接觸,甚至跟社區工作人員咨詢對話都緊張得磕磕巴巴。他跑了幾個社區,別人都沒同意劉潔的實習申請。最后,他摸索到了藏在“鋪面”里的新鳴社區居委會,性格爽朗的社區黨委書記羅強敬重退役軍人,也希望年輕人多多了解社區工作——因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羅強一口應承了劉德軍的請求,答應讓劉潔留在社區實習。若干年后,大學畢業的劉潔在另一個社區正式參加工作,做的是退役軍人服務,后話。那時,就一刻鐘的談話時間,劉德軍眼見羅強處理了若干事項,“城管”、清潔工、助殘員、交通文明勸導員還有“片兒警”,形形色色,進出于深藏“鋪面”的社區居委會——這里是街巷管理的中樞。一個老婆婆趕過來答謝居委會,她那個三十出頭身強力壯卻因為聾啞一直待業的兒子在社區幫助下,終于在電子廠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做了一些肉粽,一一分送給社區工作人員。

“原來這里可以做好多有意思的事兒。”劉德軍想。心里有塊地方又有點熱乎乎的,久違的某種東西開始蠢蠢欲動。此后,劉德軍似乎從“冬眠”中蘇醒,他開始主動聯系戰友,關心戰友們的“地方生活”——好幾個戰友通過幾年的基層鍛煉已經提拔。閑來無事,劉德軍也常常去新鳴社區轉轉,順便給忙碌中的社區工作人員搭把手。地方上的事情也沒想象中那么可怕呀!

2011年春天,覃家崗街道首次面向社會公開招聘社區工作人員,每個社區都張貼著招聘啟事。劉德軍和一大群人——主要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圍觀著招聘啟事。看著看著,劉德軍漸漸鎖定了“黨務工作者”這個崗位。一如年輕時那般,他依然容易興奮激動,“這個崗位我想去試試!”話一出口,旁邊就有人發問:

“你有關系嗎?

“大哥,莫非你在街道有門路?這年頭,大學生找工作都不容易,就這幾個崗位還不得爭得頭破血流?”

劉德軍扭過頭看看四周,是呀,圍觀的十來號人也就他看上去年紀最大,其他人一看就是80后。他的心猛跳幾下,又漸漸平靜下來,試試吧,怕什么?

他報了名。報名表顯示,他屬于年紀“第二大”的。招聘考試有三項:筆試、計算機考核、面試。筆試考“黨務基本知識”和“公文寫作”,他拿著黨章和支部工作條例狠狠背了兩周,且原本在部隊做行政工作時就常常“寫材料”,這一關也就順利過了。計算機他一竅不通,平素只會敲敲字,雖然在部隊做過計算機室副主任,可也就是給高級知識分子做做服務,自己并沒有什么專業素養。女兒買來計算機初級教程,他在家里的臺式機上下功夫練習,可惜到考場,他跟前擺的是一臺筆記本電腦,按鍵位置和臺式機很不一樣,他一下子慌了手腳,胡亂地答了幾道題就結束了。至于面試,大家私底下認為考官問的問題越多,說明對方對你這個考生越感興趣。輪到劉德軍上場,考官卻只問了他一個問題,就讓他出去了。回家,妻子和女兒趕緊問他考試情況,他一屁股坐進沙發里,搖搖頭:哎,準備好繼續做“寓公”吧!

幾天后,劉德軍居然接到了通知體檢的電話。招聘考試竟然通過了?!后來,他才知道,他的筆試和面試都列到第一,就是計算機考了個零分,街道上的領導一商量:嘿,這可是個部隊出來的副團職干部,軍隊干部還是踏實肯干的,要不,咱們給他個機會試試?和招聘考試一樣,入職體檢并非一帆風順。大的毛病沒有,就是脂肪肝、腎結石之類小問題一堆。哎,人家四十多歲的中年人,零件有點小毛病只要不影響運轉就好,同樣是街道領導對退役軍人的看重和善意。原來,地方對于退役軍人始終保有一份敬重和信任。

公開招聘來的社區干部要由街道統一分配。劉德軍一心想著去新鳴社區,讓羅強書記帶著做事,但最終被分到他并不熟悉的上橋村。他道聽途說了一個消息,上橋村黨委書記和自己住在同一個小區。那敢情好呀,以后肯定很熟絡,劉德軍有些竊喜,接下來的三個月實習我肯定能順利通過并留下來。

去上橋村的第一個星期,領導讓劉德軍先熟悉情況,“看著別人忙得腳不沾地,自己卻不知道從何下手,想插進去幫幫忙,也不知道該從哪里插進去。”好幾天,從前在部隊“眼中出活”的劉德軍在村委會辦公室里如坐針氈,他不敢直視那些動如脫兔的同事們,只好拿起上橋村基本情況、辦事流程和黨員名冊專注地看,倒不僅僅是為了掩飾自己的不安,他是認認真真一字一詞地背誦。

一個星期后,劉德軍終于分配到了具體工作,有好幾項:維穩,森林防火救火以及抗旱的組織協調。

——維穩,那段時間因為拆遷補償款的問題,村民的對立情緒很重,不少前去做調解的村委會工作人員都挨了打,劉德軍個頭壯實,氣場穩重,不卑不亢地走過去拍拍正打算操起凳子耍橫的漢子,一口標準又溫和的普通話:大哥,別生氣,有事兒咱們坐下來好好商量,行嗎?跟著遞上去一瓶礦泉水。這場景,那還鬧得起來嗎?肯定熄火了。橫漢子把凳子擱地上然后坐下,劉德軍蹲在一旁跟他拉家常,然后掏出小本子把村民的訴求一一記錄下來,回頭再來拉扯折中的解決辦法。

——森林防火救火,他堅持每天巡山,三個月共救了五場火。

——抗旱,他跟著村民挑著水跑顛在田間地頭,歇口氣,又給幾戶殘疾人家頭送水。

三個月實習期滿,劉德軍評了個全優,正樂,卻接到意想不到的通知。上橋村黨委書記不愿意留下他,理由很是爽利:我們需要的是寫作能力強的黨務工作者,不建議此人留在上橋村工作。劉德軍很委屈:是你們分配我做跑跑顛顛的事務,根本就沒有機會展現寫作才能呀!雖然上橋村不留,但劉德軍三個月實習期的突出表現引起了街道的重視,2011年10月,覃家崗街道黨委將他放到新立社區,第二年的1月份,他又當上了社區黨委副書記,“那一年,我結合基層工作認真思考,先后上了160多篇簡報和文章,在整個街道排名第一。”

新立社區有許多農轉非的黨員,哪怕戶口落到城市已沒有土地,卻依然保持著過去勞作時的生活習慣,不少人在新立菜場還租著攤位售賣從盤溪批發來的蔬菜瓜果。這些閑不下來的“農轉非”黨員的組織生活都在大清早,“他們通常早上7點半之前就到達會場,發言都帶著濃濃煙火氣,他們能用樸素的小故事告訴我社區里的新氣象,我得向他們多多學習討教。”向群眾學習就得比群眾起得更早,直到現在,劉德軍都保持著6點鐘起床,7點過點就出門的習慣。

“也是在新立社區,我學到了社區工作的真諦,那就是‘本職工作業余干,上班時間與群眾在一起’。”每天的家訪及與居民面對面宣講政策,會占去一大半的工作時間,時值“創建文明城市”,劉德軍挨家挨戶做工作,連讓居民將擱在公共空間的一個花盆拿回屋里,他都要對方口服心服。午休及下班時間,劉德軍在電腦上迅疾碼字,撰寫需要向上級報送的各類材料,“在社區,我是被居民們所需要的。”

“那個時候,我并不清楚什么叫‘自主擇業轉業干部’,也不知道他這樣從部隊出來,有沒有生活保障。只是想著一個40多歲的副團級領導回到地方從頭干起,當個跑腿的,也不知道能不能低下身段。不過,那天見他端碗素面蹲著跟居民擺談的模樣,我就知道他肯定能堅持下去。”劉德軍現在的同事、在上橋村就相識的錢春燕說。

脫掉軍裝六年后,劉德軍終于鼓起勇氣,一點點融入社區,融入社會,并再次意氣勃發。人生進入了一條嶄新的軌道。

 

社區工作雜記

以下段落整理自劉德軍工作之余記下的筆記——

今天下午是小毛第六次過來要“低保”了。他在新立社區挺有名,是“二進宮”出來的勞改犯,我衷心希望他生活從此安定下來,也可以減少社區的不穩定因素。可是,“吃低保”是有政策規定的呀,每條每款清清楚楚,也很苛刻。小毛從監獄出來,雖然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又孤零零的一個人,可他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光這一條就不符合規定呀!低保吃不了,他年紀輕輕得找份工作才是“長久之計”, 是呀,“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好!小毛的事情有眉目了,我得抓緊再跟那家公司談談,小毛是有能力勝任那份工作的,實在不行我來替他作擔保..

——2012年9月,在新立

 

萬萬沒想到,今年我剛被選舉為新立社區居委會主任,就被居民給告到法院成了“被告”。事情的前因后果其實很明晰:一個母親因為職務犯罪被判刑入獄,剛剛出生的小嬰兒被保姆擱到法院門口……孩子雖然系非婚生子女,但其母拒絕透漏孩子生父信息,這樣,指定監護人這塊就十分為難。后來幾經曲折查明,孩子的姥姥就在我們社區,于是,我代表社區居委會依法指定姥姥為小孩的法定監護人。可是姥姥堅決抵制這個指定,并到法院起訴社區“指定不當”,請求法院指定其母作為法定監護人。姥姥的意圖很明顯,就是希望藉此讓自己深陷牢獄之災的女兒獲得“監外執行”的機會。可是情歸情,法歸法,法律不可能因為個人意愿而打折扣…..不出意料,我有理有據地打贏了這場官司,可是姥姥還是不愿意接手這個可憐的小嬰兒,好在社區里有個熱心的大姐幫忙照顧孩子,親親抱抱就像對自家孫兒一樣。我們社區干部也沒閑著,給孩子申請了“困境兒童救助”,每月600元錢,雖然不多,也算盡了一份心意……人心好歹是肉長的,三個月后,姥姥接回了自己的親外孫,看孩子被我們帶得白白胖胖的,臨走,還低著頭說了聲“謝謝”……我發現,作為社區干部,經常會面對各種法律問題,還要應付居民間的花式“扯皮”,應該好生學法,還要多多學習調解矛盾的技巧……

——2013年10月,在新立

 

我調到新鳴社區當主任了,繞了一大圈,還是回到了最初的愿景——嗨,我剛開始不是希望和羅強書記在一塊戰斗嗎?時過境遷,現在大馬路對面的鳳天路社區是街道的“模板社區”,挨著森林公園,各種資源都是頂配。聽說,我原本是要到那里去的,陰差陽錯才回到新鳴。其實也沒什么,不羨慕不嫉妒,自己一手一腳干出的成績才更有自豪感!

——2015年4月,在新鳴

 

今天又在現場打樁子忙了一天,街邊人行道老被機動車占道的問題差不多解決了。一個路人經過,好奇地打量了一下施工現場,看我戴個草帽,扶把鐵楸,渾身曬得黝黑,就跟我說:師傅,這就對了,“創文創衛”還是要落到實處,給老百姓做點實事,毒日頭底下干活,辛苦您啦!

——2015年7月,在新鳴

 

這是我第二次辭職,第二次被攔下來……必須承認,我的脾氣不算好。第一次辭職,是在新立社區做副書記的時候,有一天接到街道通知,說必須在中午12點之前報一份總結,居委會主任外出開會,于是我憑著對社區工作的認知,絞盡腦汁弄了一上午材料。11點半鐘,主任回來了,我向他報告了這個緊急任務,并把剛寫好的總結給他看。豈料,主任嘴角輕輕一揚:這有什么,要是我在,壓根就可以不報!“體制內”的某種優越感,在這位“有編制”的居委會主任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越看越不是滋味。“看來我確實沒啥用。”我回了一句,并很快遞上了辭職報告,但是最終被街道攔了下來。最近一次,為了應付“創衛”檢查,隔壁社區將一塊垃圾遍布的荒地“推出來”,在邊上插塊“新鳴社區”的假牌子。社區因此挨了批,但我不服氣,據理力爭,雖然生氣的領導不愿聽一點解釋。我的原則是:如果責任真的在我,我不會推卸,但如果事出冤屈,我也絕對不能打掉牙齒和血吞,尤其事關一個社區的榮辱。第二次提出辭職,以此表達我的堅持……好在,事情終于調查清楚了,我才可以有底氣繼續干下去。

——2016年9月,在新鳴

 

這幾天,我東奔西走,使勁兒游說那些在商業街餐館里打工的大哥大姐辦理醫保。醫保何其重要?一場大病就能讓他們辛苦打工多年的積蓄化為泡影,還會因此欠一屁股債。過去他們總說醫保費用高舍不得買,我這幾天宣講的是“4050靈活就業補貼”政策,國家可以幫助他們這些“靈活就業”的中年打工者購買社保醫保,何樂不為?上午,有幾個人主動來詢問這個政策了,也算我的宣講初步有了效果。

——2018年11月,在新鳴

 

關于社區那個有名的“啃老族”,經過密切接觸,發現真相跟傳說差異很大。眾所周知,那個“啃老族”40歲出頭,一直沒有工作,靠著父母養活。母親去世早,父親一人苦苦支撐,他也幫不了一點忙。父親去世后,這人住在公房里,靠著老輩子留下的2萬多塊錢“遺產”,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錢必須省著用,一天最多吃兩頓;如果身體不舒服,就在藥店買塊把錢的便宜藥來對付。他幾乎不與外人打交道。知道這個“啃老族”的情況后,我的第一認知是給他做思想工作,然后再盡快給他找份工作。待我見到他時,方才大吃一驚,這個人戴著啤酒瓶底一般厚的眼鏡——近兩千度的近視,拿不動任何重物,柔弱得幾近“手無縛雞之力”。我帶他去醫院體檢,結果查出多種嚴重疾病,事實證明他已基本喪失勞動能力,原來,“啃老”是出于身體原因。這次,我主動要求此人“吃低保”,幫著他出證明,親自帶著他去跑這件事,如今手續已經辦好。為了確保他的安全,我還專門囑咐了他的鄰居照顧他。后面,我每過一段時間就會上門去家訪。

——2019年2月,在新鳴

 

最近,幾個小姑娘都跟我抱怨說報賬太麻煩了。社區沒有撥款,做任何事都要向街道打報告要錢,或者是先墊錢然后報賬。這不,弄社區籃球場圍欄花的錢,從社區到街道,上上下下簽了六七個字、跑了五六遍都還沒報下來,已經有兩個月了。報賬這件事這么繁瑣,其實往好的方向看,屬于街道在錢款上嚴格把關,可以看作對社區工作人員的一種保護。但話說回來,如果不是要錢報賬,而是其他跟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卻需要上頭統籌解決的事,為了防止“拖拉”,有時候,我會主動請群眾到街道去“告社區”,當然,這是基層工作方法之一……

——2019年4月,在新鳴

 

周末,和家人一起逛華彩菜市場買菜,出于這些年養成的職業習慣,我見到市場外面推車子賣水果賣零碎的那些游攤,就立刻呵斥他們離開。其實,我也知道他們生活不易,只是白天市容市貌有要求,如果傍晚他們出來,我大概率也會裝作沒看見。

——2019年9月,在新鳴

 

未來我有兩個大計劃:其一,打造“書香社區”。這絕對不是空談,之前我們已經針對老年人開設了整整4年的“科普大學”,每周二下午開課,都是以“公益”的名義外請專家講座,還建成了一座“職工書屋”。有了好的基礎,未來一定可期。其二,我再干兩年就準備徹底退休,到時就去周游全國,走遍山山水水,放飛自我!

——2019年12月,在新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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