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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濟人談成都:我們“在同一種文化中生活,用同一種方言寫作”

來  源:重慶作家網      作  者:張杰    日  期:2020年7月24日      

 原載“封面新聞”

黃濟人,1947年出生,重慶人。第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曾任四川省作協副主席,重慶市作家協會主席,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重慶市作家協會榮譽主席。著有長篇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長篇小說《崩潰》《哀軍》《重慶談判》等,主要作品收錄《黃濟人文集》(五卷),有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決戰之后》《重慶談判》《旭日驚雷》。

山水相連,文化相通的四川盆地,孕育出血脈相融的巴蜀兒女。重慶許多人的親朋好友在成都,成都許多人的三姑四姨在重慶。甚至在不少人的一生中,不同的階段,有著重要的“成都時光”或者“重慶時刻”,成就了自己獨特的生命經驗。

清代重慶府江津縣出了一個當時就被稱為“巴蜀才子”的秀才鐘云舫。生于江津,長于江津,逝于江津的“聯圣”鐘云舫成名卻在成都:他最為經典的幾副楹聯作品是成都創作的,其中包括中華楹聯史上堪稱最為經典之一的210字的長聯《錦城江樓聯》,以及光耀古今的1612字的“天下第一長聯”《擬題江津縣臨江城樓聯》。

1960年,13歲的黃濟人,隨家人從南京溯江而上回到祖籍重慶江津。在江津讀完中學的黃濟人,隨著時代的大潮,來到川南山區小縣威遠插隊,度過一段令他難忘的青春歲月。高考恢復后,黃濟人考入四川內江師范學院中文系。在大學里,他讀到了很多文學作品,愛上了文學,并逐步走上了寫作的道路。

1980年代,因為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讓黃濟人成為全國知名的作家。他曾連續兩屆擔任四川省作協副主席,無數次從重慶到成都開會,與很多成都作家成為好朋友。1997年重慶直轄后,他則擔任過重慶市作協主席。

黃濟人長篇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

13歲的黃濟人,隨離開部隊回到重慶江津擔任政協副主席的父親,回到了他祖輩生活過的這塊土地上。 從南京溯江而上來到重慶,地理樣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黃濟人對重慶并不感到陌生,“我父親在南京也是講重慶話。這是我父親的家鄉,我的根。”

此外,作為第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黃濟人也見證了四川、重慶的每一個重要發展節點,近距離參與、見證了歷史。可以說,不管是寫作,還是從政,在黃濟人的大半人生中,四川與重慶,巴蜀交織,難分彼此。

黃濟人的父親黃劍夫,四川江津人,黃埔軍校第五期步科畢業。抗戰爆發后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1師參謀主任,參加過淞滬會戰。身為原國民黨將領黃劍夫兒子的黃濟人,被杜聿明、黃維、沈醉等視為子侄,因而得天獨厚地進入了這個特殊題材的寫作。最終寫出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被稱為“真實人性史”的作品,出版后轟動海內外,黃濟人也成為文壇矚目的焦點。

30多年過去了,這部作品依然深有影響力。2020年4月,央視四套播出的5集紀錄片《特赦1959》,曾引起極大關注。5集紀錄片分別為《被俘》《頑抗》《改造》《釋放》和《新生》,讓觀眾了解從1959年開始,部分國民黨高級戰犯被分批特赦的歷史。黃濟人也因曾寫過《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接受采訪出現在紀錄片中。

繼《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之后,黃濟人還寫出《崩潰》、《哀軍》、《重慶談判》、《我不敢畫出自己的眼睛》等同類歷史題材作品,不少還被改編成電影。如果說“將軍”題材作品是他以重慶為根據地,在歷史中縱向探索,那么黃濟人以三峽庫區移民外遷為題材所寫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命運的遷徙》,就是他在地理空間的橫向,對人命運的關切。

2020年春天,73歲的黃濟人,接受封面新聞記者采訪,講述他的經歷、見證重慶成都種種交融往事,語帶深情。他首先回憶起,重慶直轄后,在市作協首屆換屆會上,“馬識途先生專門來到重慶參會并表達祝賀。他說了一段話,我記憶深刻,‘行政區劃可以把天空分開,把土地劃割,把流水截斷,但是文學不會因為行政區劃而分開。’我認為這句話道出了四川和重慶兩地作家不可分離的本質。我們靠同一種文化生活,用同一種方言寫作。這些話,我們很多重慶作家一直銘記在心,難以忘懷。”

成渝作家友誼深厚

“周克芹生前最后時刻不忘讓我幫忙還菜票錢”

封面新聞:在重慶成為直轄市之前,您曾擔任過兩屆四川省作協副主席。跟成都的作家們來往中,肯定有難忘的記憶。對于兩地往返,關于成都的朋友或者去成都的經驗,有哪些難忘的回憶?請您分享一下吧。

黃濟人:確實,我跟很多四川作家,尤其是成都的作家,關系非常密切。在重慶成為直轄市之前,我當過兩屆(十年)的四川省作協副主席,基本上每月都會到成都。

要提到難忘的回憶,我首先就想到了一個人——來自成都簡陽的“農民作家”周克芹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他寫出《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先在《沱江文藝》上發表。后來重慶方面的人士看到了,覺得應該在影響更大的《紅巖》雜志上發表。經過周克芹本人和《紅巖》責編的共同修改,這部作品在《紅巖》雜志1979年2期上發表,從而在全國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力。我想,《紅巖》當年的那些老編輯給周克芹的很多幫助,周克芹生前也沒有忘記。

1982年,這部作品獲得了首屆茅盾文學獎。1990年,我在重慶接到一個電話,說周克芹病危的十萬火急消息。我放下電話,馬上就與《紅巖》的一位編輯,坐飛機到成都,趕去見他最后一面。下了飛機,我們連酒店就沒去,直奔到醫院。我們被告知,當時那會兒周克芹恰好是清醒的。因為他那時候已經經常處于昏迷狀況了。我們到了看到,病床上的周克芹鼻子插著管子,但神志清醒,還能說話。

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大熱的天,你趕來看我,我不敢當。”然后第二段話,是“我在重慶改稿子的時候,曾經借你的司機十幾塊錢的菜票,請您一定幫我還一下。”這兩句話他說的時候,看起來是非常清晰的。我跟他說,我一定幫你還這個菜票錢。然后他又問我這個人或者那個人情況,就不太清醒了,慢慢的他又進入了昏迷狀態。我在成都住下來,當日凌晨,他就遠行了。

像周克芹這樣的成都作家,跟重慶的作家、編輯,建立了極其深刻的感情。在《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得了茅盾文學獎之后,不管是口頭上還是書面表達中,我都聽到或看到過周克芹對《紅巖》編輯部的由衷感謝。

封面新聞:重慶直轄后,這些年,你來成都的次數多嗎?

黃濟人:工作上來往是少了。但是在私下,跟成都的關系并沒有斷。我個人還是比較經常去成都。跟成都的不少作家,都還是朋友加兄弟的關系,聯絡很多。

我們靠同一種文化生活,用同一種方言寫作

封面新聞:關于成都,能講述一件令你難忘的事情嗎?

黃濟人:要說到最難忘的,我不能不提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后, 當天晚上我就趕到了北川。當時的情況是,重慶市消防總隊第一時間接到命令后,跟我熟識的總隊長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問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沒怎么猶豫就去了。作為重慶市作協主席,一名專業作家,我覺得我應該去到第一線。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讓我終身難忘的人和事情。后來,我們重慶市作協還專門組織了機關文學刊物《紅巖》的作家簽名義賣活動。

我們把雜志拉到解放碑,進行現場義賣。當時很多作家一起參與義賣。著名作家王蒙還被邀請從北京過來參與。買的人很多,一共賣了一萬本,每本10元。我記得還有重慶的一些“棒棒”,還你2塊他3塊,湊夠10元錢,放到箱子里,取走一本《紅巖》。 這一幕讓我非常感動。重慶最普通的老百姓,對四川有兄弟情。

封面新聞:仔細梳理不難發現,成渝兩地的人才都是互相流通的,比如不少現居成都的作家,是重慶人。也有一些成都或者四川其他地方的作家,生活在重慶。你作為曾經在四川擔任省作協副主席、重慶市作協主席的作家,有怎樣的感受?

黃濟人:是的。重慶與四川的分開,是行政區劃意義上的,但川渝文學是分不開的。比如馬識途先生雖然長期居住在成都,但他是重慶忠縣人。我做四川省作協副主席的時候,他是主席,我們共事比較多,關系很好。重慶直轄后,在市作協首屆換屆會上,“馬識途先生專門來到重慶參會并表達祝賀。

他說了一段話,我記憶深刻,‘行政區劃可以把天空分開,把土地劃割,把流水截斷,但是文學不會因為行政區劃而分開。’我認為這句話道出了四川和重慶兩地作家不可分離的本質。我們靠同一種文化生活,用同一種方言寫作。這些話,我們很多重慶作家一直銘記在心,難以忘懷。”

他多次到重慶來,一般會讓他女兒跟我提前聯系,約著大家在一起吃頓飯,聊聊天。我記得有一次,他到重慶來,寫了一封要加入重慶市作協的申請書,交給我。我說,按照我的權限我可以馬上批,但是我不敢,馬老的申請,我覺得我還不夠資格批。經過妥善商量,馬老擔任了重慶市作協的名譽主席,直到現在。

成都和重慶,同一個文化根脈上生長的兩朵花

封面新聞:巴與蜀唇齒相依,彼此相望,并稱巴蜀。成都和重慶,也是同一個文化根脈上生長的兩朵花。你作為重慶江津人,在四川插過隊,讀過大學。就你的感受而言,這兩座城市之間,是怎樣的關系?

黃濟人:重慶和成都這兩個地方的說話風格、飲食習慣,都有很高的相似度。雖然重慶趨于奔放,成都人偏于婉約,但卻是一根藤上長的兩個瓜。 我認為,兩地最好的狀態應該是求同存異。重慶是以移民為根基建立的城市,成都作為山川包圍的平原,都有很高的匯聚包容品格,大家要善于互相包容,取長補短。

封面新聞:很在網上有很多段子。但這些都是表層的。作為一名長期居住在重慶的學者,請您幫我們講述一下,重慶真正深厚的魅力所在。

黃濟人:提到重慶,很多人都會說,那個地方出美女啊。這是跟霧多帶來女孩子皮膚好,爬坡上坎帶來體形狀勻稱。除了這些,我們還應該看到,任何一個有深厚內涵的城市,往往還是來自它的歷史有關。

比如成都的三國文化,武侯祠、杜甫草堂,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城市魅力來源。對于重慶來說,抗戰則是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當時重慶成為陪都,從全國各地來了很多文化精英,這也客觀上成為重慶的文化積累的一部分。

成渝是有血緣關系的親兄弟。城市之間的發展,各有各的粗細、特色。也許一些人喜歡拿來比較,甚至還曾成為一個熱搜。其實我個人看來,這種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比較,大可不必。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比如重慶的陪都文化,成都的三國文化,它沒有可比性。我們期待更多的應該是城市和城市之間的對話和交流,互通有無。

封面新聞:國家現在推進成渝雙城經濟圈戰略。我們知道,經濟跟文化密不可分的。您認為,除了在經濟上融合,兩地在文化上,或者說在文學創作方面,應該有怎樣的交流或合作?

黃濟人:近幾十年來,重慶的發展 ,可以說是在我的視野之中。尤其是它經歷了兩個重要的歷史節點,我都有幸近距離見證或直接參與。 第一個節點就是,我作為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所參與的關于三峽工程議案的表決。第二個節點就是,重慶成為直轄市。除了人大代表這個身份,作為作家的我,也密切關注三峽百萬移民。

我曾經去往移民所涉及的10個省份走訪,寫出《命運的遷徙》,獲得了2007年“五個一工程”獎。至于跟成都或者四川文學的合作,我認為,文學的交流跟經濟的合作不一樣。文學交流不像經濟領域的合作,不一定要有剪彩儀式,不一定體現在機構與機構之間,而主要是潤物細無聲式的體現在人與人之間。這種交流,很可能是看不見的,但卻是堅韌而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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