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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燕:無聲之辯(連載四)

來  源:重慶作家網    作  者:李燕燕    日  期:2020年11月25日     

原發于《北京文學》2020年第9期,同名長篇報告文學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四、手語律師

 

 “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精通手語的律師出現,能夠準確地翻譯手語和法律專業術語,這樣公平和正義才不會打折扣。”

萌生這樣的念頭之后,唐帥一刻也沒有耽擱,2012年他順利通過司法考試,獲得律師執業資格證書。

也就是在2012年,他從公安局辭職,放下別人夢寐以求的鐵飯碗,當了一個體制外的專職律師,站在了離聾啞群體最近的地方。

為無聲者充當傳聲筒,他是中國第一位“手語律師”。

唐帥做手語翻譯期間積累的人氣,吸引來了許多深陷案情與冤屈的聾啞人或他們的家屬。

“唐律師,我的孩子不是他們說的那樣,這里頭的情況很復雜,能幫幫我們嗎?”一位老伯向他苦苦求助,老伯的聾啞兒子因為傷害罪收押在看守所,“可是,我家只湊得出一萬。

也有聾啞人用手語艱澀地告訴唐帥,他至多只能拿出五千塊打官司。他和愛人一個月還掙不到三千塊,如果不是被欺負得這么慘,他們不會請律師來幫討公道。

如此種種,唐帥怎可能硬得下心腸去按照刑辯“最低3萬”的所謂市場價收費?于是,許多聾啞人的官司他自己墊錢打。動不動就“墊錢”的習慣一直延續到今天。

可是,律師事務所需要運轉,資金必不可少,唐帥和他的團隊必須接下更多的正常人的官司。這樣一來,工作滿負荷。常常是這樣,白天出庭、去看守所、談案子、調查取證,晚上仔細閱讀卷宗、尋找疑點、書寫法律文書。

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未婚的唐帥買了一枚戒指戴在食指上,好讓別人看出他“已婚”,因為他“沒有那些私人時間”。

大渡口區司法局公律科的湯科長對唐帥頗為熟悉。20169月,唐帥在大渡口設立了義渡律師事務所,剛開始只有3個人,不到兩年,就發展為一個60余人的大團隊,里面有很多與唐帥抱著同樣想法的“90后”,他們積極投身公益,擔任“村居法律顧問”等,參與各種法律援助活動。湯科長被這群年輕人的鮮活生動所感染。

“唐帥善良正直又聰明,我很喜歡他。”湯科長說。

湯科長的這個認知,我有同感。唐帥的聰明,很大程度表現在善于追根溯源。

“當律師以來,我反復思考過這樣兩個問題:第一,聾啞人在法律生活當中到底遇到一些什么樣的問題?第二,他們為什么需要幫助?”唐帥告訴我。

聾啞人在法律生活當中到底遇到一些什么樣的問題?

這里首先需要大家知曉的是聾啞人的犯罪率。或許,我們走在路上,看見那些打著手勢喉嚨發出含混不清聲音的人,我們因為對他們的未知,產生的第一感覺是“遠離”,不會進一步去想他們會不會是“壞人”。

“聾啞人參與的犯罪,早期以偷竊、搶劫等侵財案件為主,現在他們還會參與詐騙、拐賣、組織賣淫、非法集資、制毒販毒,以及一些專門針對聾啞人的詐騙案。”唐帥說。

“聾啞人的犯罪率到底有多高?事實上,它遠遠超過了現在大家重點關注的未成年人犯罪。”唐帥接觸的上千個案子都表明,一個聾啞人如果參與刑事犯罪,往往他的前科都不止一次。

唐帥對聾啞人犯罪率高的問題,有自己的理解。“聾啞人的犯罪率為什么那么高?首先,聾啞人因為溝通困難,導致了求職和就業的障礙,雖然他可能是幾類殘疾人當中最具勞動能力的,但聾啞人也有生活需求和生理需求,他也要結婚生子,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聾啞人的配偶一般都是聾啞人,如果兩個人都是聾啞人,都沒工作,兔子急了都要咬人,何況人呢?這是客觀的一個原因。

“第二,聾啞人文化水平比較低。這個低是指‘兩個低’,第一個低,聾啞人作為弱勢者,完整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比例低,很多人小學沒畢業,或者是小學一畢業就不讀書了。第二個低,水平低,許多來自全國各省市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都跟我說,現在學校里的聾啞人初中畢業以后,他的文化水平僅僅相當于健全人小學三年級水平。

“第三,聾啞人本身的法律意識很淡薄,淡薄的程度遠超想象。全國各地的聾啞人在線上和線下向我咨詢一些法律問題。有人會問我,唐律師,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們有什么區別?還有一個婚齡11年的聾啞人問我,唐律師,我想離婚,我該到哪兒離?我就問他,你離婚不知道到哪兒離,你結婚上哪兒結的呀?他說,是雙方父母帶我們去的。我又多問了一句,你結婚的時候多大?他說,我29歲。

“瞧,上述兩個法律問題對于一般人來講,只是一種生活常識,但這個常識在聾啞人那里,卻變成一個‘極專業’的法律問題。”

通過調查研究,唐帥還發現,聾啞人具有聚集性和流竄性等兩個主要犯罪特點。

聾啞人因為殘疾而自卑,導致難以融入這個社會而自閉,最終形成一個聚集性很強的群體。他們缺乏就業機會,再受到社會上一些人的蠱惑引誘,最終走上了“聚集犯罪”的道路。

聚集犯罪的聾啞人又篤信“兔子不吃窩邊草”的規矩,比如,重慶的聾啞人團伙會跑到北京、上海、廣州去,而外地的又會往重慶跑,并且由此劃定了各團伙的“地盤范圍”。這些犯罪團伙流竄到一個地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拜碼頭”,最重要的是拜當地最權威的手語翻譯,花錢送禮。這樣一來,他們萬一被抓,能救他們的,也正是這些投靠過的“手語翻譯”。

“所以,公安局審理案件請來的手語翻譯,你很難調查清楚他們同犯罪嫌疑人的關系。既妨礙司法公正,也會在某種情況下帶來新的冤案。”唐帥說。

對呀,就這些人——可惡的犯罪分子,他們為什么需要幫助?或者,可以外化為唐帥那些大多接“民事經濟案子”的年輕同行們藏在心里、不好問出的問題:既然他們已經愚昧可恥地犯罪了,你為什么還要傾其所有地替他們辯護,難道法律不該懲罰他們嗎?

“他們的確有罪,但其罪又讓情與法一次次何其為難。”

從小到大,唐帥在生活的苦里浸泡,任何委屈不曾讓他落淚,可偏就是看到他們,隨著案情走進他們的故事,唐帥每每情不自禁,淚流滿面。

留在唐帥印象中的她,是一個正處花季的聾啞女孩,家在農村,只念到小學三年級便被迫退學,她還有三個健全的弟妹。在這樣的家庭里,她既不可能被重視,更不能成為父母的負擔。父母只希望她能嫁出去,只要嫁出去,不管是聾啞人還是老頭,都沒關系。穿著舊衣的年輕女孩,羨慕地看著光鮮亮麗歸來的時髦女子。她躲在某個角落,仔細打量那個涂著鮮血顏色唇膏的女人油光可鑒的長皮靴。她小心地藏著自己瘦小的身體,不想還是被人發覺了。發現女孩小心思的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同樣是個聾啞人。他是鄰村出去的,女孩原本認識他。聾啞人的世界很小,認識的就容易被信任,何況男人告訴她,他在外面有事做,他做的事還需要人幫忙。當然,做事的回報很高,賺到的錢可以買好看的衣服、化妝品,她那么漂亮,打扮出來比那些女人更有味。女孩信了男人的話,女孩父母也沒有思考計較太多,本來家里這個人就多余,她能出去自然再好不過。可怕的是,女孩掉進了陷阱。那個她以為熟悉的男人是一個專門對聾啞人下手的“人販子”,她被“老鄉”拐賣到一個聾啞人盜竊團伙。

饑餓、毆打、各種懲罰,女孩被迫接受“盜竊訓練”。從此,每天的日常就是到大街上偷東西。有時她悄悄尾隨在某個老太太或年輕姑娘身后,趁他們聚精會神看某個東西的時候,用專業的扒竊工具迅速弄出他們的錢包或者手機;有時她混在幾個聾啞同伙中間,趁著人多擠公交車的時機,打掩護或者牽絆被盯住的對象,讓同伴順利得手。就像那只被漁翁專業馴養的魚鷹,冒著風浪捕魚而歸卻必須全數吐出。女孩把一天的戰利品帶給“老大”,自己什么也不能留。

盜竊團伙的惡棍又豈能放過一個生得眉清目秀的小女孩?在某次團伙的“慶功會”上,酒精慫恿下,有人把手不規矩地伸向蜷縮在角落的女孩。此后,調戲,猥褻,直到幾個人一起合力強奸。

直到有一回,因為盜竊女孩被抓了。在與女孩手語交流的過程中,細心的唐帥感覺女孩有些不對勁,臉上時不時閃現痛苦的表情,肢體也不時抽搐幾下。他請女警為女孩檢查身體。結果,女警為她清洗身體時,發現她身上竟有100個被煙燙過的痕跡,其中幾十個都集中在胸口上。這些印記都是在團伙里留下的。年輕的女警也有女兒,此情此景,她見之泣不成聲。

憤慨不已的唐帥問女孩,女孩卻歇斯底里地大哭,很多東西她都不愿回憶不肯交代,“這可能也是心理上的一種自我保護吧,她就算什么也不說,她身上累累的傷,也已經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么。”

最終,女孩因為未滿16歲,年齡太小定不了罪,檢察機關作出不予逮捕的決定。唐帥一行人開車送她回老家,專門買了米、油,還準備了1000元慰問金。本以為女孩的家人會滿懷欣喜甚至感動,但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唐帥清晰地記得,在村口,那一家人滿臉陰沉,一言不發地立在車旁。半晌,女孩的外婆劈頭蓋臉地質問:“你們把她送回來干什么?你們不是要養她,給她找工作嗎?” 唐帥震驚地問道:“婆婆,她出去偷這件事,你知道嗎?”女孩外婆反問道:“不偷她吃什么啊?告訴你,我們家沒錢養她!”僵持了一會兒,那家人才拎起東西,推搡著女孩離開,女孩則不時回頭,用可憐兮兮的眼神回望唐帥一行人。

其實,對于女兒在外面從事的“行當”,家里人一直有所耳聞,不過畢竟不需要他們養了,他們不愿再過問。否則,一個包袱又要被扔回來了。結果,還真回來了。

根據公安部門的消息,不到3天,被嫌棄的女孩又離開了家,命運未卜。

唐帥記得,有個19歲的聾啞小伙子,因為蒙昧無知和沖動,遺憾地斷送了自己的青春與生命。

那天,這個流浪多日的聾啞小伙子已經斷炊好幾天,他決定找點吃的。在鎮上一家小店附近,他眼瞅著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太太從那里出來,吃力地拖著一袋米。于是,他跟著老太太到了一個拐口,等到她放下那袋米,在一個游攤上挑選雜貨時,靠上前,扛起那袋米就走。可是偷竊才得手,老太太就發現了,兩人發生了抓扯。沒有想到的是,老太太怎么也不肯撒手。

糾纏中,小伙摸出了隨身攜帶的刀,動了殺機。瘋狂,鮮血,尖叫。為了偷竊一袋米,聾啞小伙將一個無辜的老太太殺死了,并被當場抓住。

聾啞小伙聽不見,不會說話,沒上過學,也不會手語,審理他的案情艱難萬分。于是,長期與各色聾啞人打交道的唐帥被請去幫忙。

雖然無法與男孩交流,但唐帥依然努力走進男孩的內心世界,想要在那片肆意生長的莽荒與荊棘當中尋找一條通道。高墻電網籠罩下的看守所,唐帥和男孩同吃同住。剛開始,男孩攻擊性很強,面對陌生人,眼神里更是透露出絲絲寒氣。看守所將男孩視作“洪水猛獸”,為了防止意外發生,做了各種措施——礦泉水瓶的蓋子全被卸了,吃飯沒筷子。唐帥也和男孩一樣,抓飯吃,用沒有蓋的瓶子喝水。

直到公安機關輾轉聯系上男孩的父母,唐帥才知道,這個孩子因為身體缺陷,父母早已對他絕望。在他年幼的時候,其父母便遠赴新疆采棉花。他們一直在外打工不管孩子,幾年都未曾見面。于是,男孩便像一株長在野地的草隨性發展,缺愛和放縱是罪惡的土壤。從童年時代開始,成天在街頭混吃等死,餓了就偷。

僵持了幾天后,小伙似乎想要說什么,卻無法表達,癲狂得像是著了魔。最后,他用身體和手艱難地比畫著,花了整整一天,重演了當天行竊殺人的過程,然后長嘆一口氣,筋疲力盡伸出雙手,做了一個等著被銬走的動作,認罪。

就在那一刻,僵持數天的犯罪嫌疑人認罪伏法的那一刻,唐帥突然眼淚下來了。有人會覺得那一刻唐帥屬于“喜極而泣”,畢竟這樣一個大案要案的突破,再次證明了他“有案必穿”。唐帥卻低頭感嘆,流淚不是給自己慶功,只是感懷于一個生活在那樣封閉環境中的聾人,從來沒人教導,也沒人撫慰,卻自然而然地懂得認罪受罰。

唐帥也曾給一個“罪大惡極”的聾啞盜竊犯辯護過。

那一回,剛開庭,唐帥就聽見有人破口大罵:“那啞巴就是個人渣,你為什么要替他辯護?”一抬眼看見,庭下的旁聽者個個皆是一臉怒容,以無聲的表情支持那個情緒激烈的罵人者。

對方嘴里的“啞巴”是一個三十出頭的聾啞男人,慣偷。

幾個月前, “啞巴”像往常一樣,擠上了一輛開往市中心的極其擁擠的公交車。他小心地在人與人的狹小縫隙間尋找目標。人群中,他發現了一個老太太,她背著一只大包,因為疲憊和擁擠,正斜靠在一個座椅旁。他注意到那個包,里面隱隱約約有一塊方形的凸起。干了幾年不光明的活計,他自然能夠知道那方凸起是什么。

當然,關于老太太包里那方凸起更深層的意義,他無從得知。老太太包里裝著東拼西湊的兩萬元錢,是鄰居的心意,是親戚的救助,是賣掉家當的所得,是一筆救命錢。這筆錢要救的,是她的孫子,一個8歲的男孩,此刻,他正躺在兒童醫院的病床上,等待一場至關重要的手術。這兩萬元,性命攸關。

他把手伸向了老太太的包,擁擠的公交車是最好的掩護。他劃了一條口子,偷走了那筆錢。

因為“啞巴”的偷竊行為,老太太的孫子耽誤了救命手術,最終因為腎衰竭死去了。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啞巴”很快被捉拿歸案。他對罪行供認不諱,最終送上法庭。這件事在社會上釀成了很多風評,“兩萬元的盜竊害死人”“小偷盜竊,盜的不止是錢,還有一條人命”“請法律為冤死的孩子做主”“一定嚴判,不能縱容”……

所以,那天除了神情哀慟的家屬,還有許多自愿前來旁聽審判的市民——因為事件已廣為人知,甚至可說群情激憤。

這個“啞巴”的罪行,是夠讓人咬牙切齒的,法庭上公訴人控訴他:犯罪性質惡劣,造成極壞的社會影響!

身為這個為人所不齒的被告人的辯護律師,唐帥站在辯護席上,能夠明顯地感覺到周遭濃烈的敵意,人們犀利的眼神和竊竊私語。他甚至感覺,如果法庭沒有禁止人們攜帶雜物進入,那么雞蛋、爛白菜隨時可能飛到他的臉上。

饒是如此,在被害人陳述、證據展示和嚴厲的公訴之后,唐帥依然面色凝重地請求法官:“可不可以允許我的當事人講一下這樣做的理由?”

片刻猶豫。“啞巴”用手語比畫了一個無奈的故事,唐帥一字一句翻譯給大家聽。

原來,“啞巴”之所以下手偷這筆款子,并非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給好友的遺孤交學費。背后的故事是,同為聾啞人的朋友,在一次自然災害中意外過世,這個聾啞男人義無反顧地收養了朋友留下的孩子。他三十出頭未婚無業,為了養活自己和孩子,只能以偷盜為生。不想,卻因此作出那樣大的禍事。

“啞巴”鄰居及朋友的證詞,也證明一切為實。“啞巴”節衣縮食,常常有上頓沒下頓,而他的養子和同齡的孩子一樣,歡笑著進出校園,而且吃得飽穿得暖。

待唐帥代“啞巴”陳述完犯罪理由,原本群情激憤的法庭一片默然。情與理,罪與罰,人們在動容,人們在反思。

“我們正常人的世界、正常人的社會,對這群聾啞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是呀,社會邊緣的聾啞人,他需要一筆錢來撫養遺孤,他本身并不知道自己偷走的原是一筆救命錢。一切追悔莫及。

“犯罪了理應受到懲罰,但是定罪之前,這些聽不見聲音、說不出話的被告人也有權利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唐帥說。

最終,這個“情有可原”的罪犯按照“盜竊罪”,依法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

 

更有身處冤屈之中難于解脫的聾啞人。

唐帥曾說過,他由“手語翻譯”轉為“手語律師”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手語翻譯代替的是聾啞人的‘嘴’,我做律師,就是希望能成為防止冤假錯案的一道重要防線。”

2016年的初秋,一個老人跌跌撞撞地找到了唐帥的律師事務所,哭求“手語律師”救救她那被冤枉“偷手機”的聾啞女兒劉穎。

在看守所,唐帥見到了蔫巴巴的劉穎,第一時間用重慶本地的方言手語向她打招呼:你好,我是你的援助律師。一瞬間,劉穎便激動起來,一邊急促地嗚嗚發聲,一邊迅疾向唐帥跑來。她沖到唐帥跟前,使勁打著手勢,“我不認罪,我沒有偷!”直到法警趕來控制住她。

待她情緒平穩,唐帥用手語示意:不要激動,有什么情況,請老老實實告訴我,我會盡力幫助你。

“唐律師,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沒偷。”

“那天我只是途經手機店,順便看了看。店里的手機很貴,我買不起,更不敢偷。我真的冤枉。”

“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我不會認罪的。”

劉穎在唐帥面前堅持不認罪的想法,并一再表示,自己非常冤枉。

末了,唐帥會心地點點頭。

其實,在與劉穎的談話問詢結束后,重重疑問已經在他的心里深埋,他決定找出真相。

“你當時就那么篤定認為其中必有冤情?”采訪中,我問過唐帥。

“是的。我跟聾啞人相處了30多年,我很了解他們,這個群體里,絕大部分人雖然有很多性格缺陷,卻還算得上單純耿直。我從劉穎的眼神、動作、情緒等等來判斷,看不出她有半點欺騙我的意思。”唐帥回答。

“但劉穎家經濟困難,也難保一時閃念做錯事啊。”我補充了一句。

“所以,這就是調查取證必須縝密的原因。”唐帥說。

離開看守所,唐帥用了一整晚的時間,細致梳理了“劉穎盜竊案”存在的疑點和審理過程中可能的疏漏。之后,懷揣著疑問來到檢察院,依法調取了整個案件的證據材料,包括筆錄和視頻。

在公安局的筆錄材料上,赫然寫著劉穎的認罪詞“我承認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個地方盜竊了一部金色的某某手機”,再打開與審理同步的錄像視頻,劉穎分明用方言手語比畫的是“我沒偷,我絕對不會承認我偷了”。筆錄與視頻所表達的意思,完全天翻地覆。

為什么有如此的天差地別?中間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相?

“我首先想到的是,會不會手語翻譯與劉穎的溝通出問題了?因為我深知,翻譯人員對于案情的審理、對于公平正義有多重要。在公安機關和其他司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進行發問、調查案情的時候,中間整個來回的問答、證據的材料筆錄都是通過翻譯人員的嘴說出來的,好壞都是他在說。”唐帥說。

唐帥調出了所有的視頻資料,一個個仔細看,重點看手語翻譯和劉穎之間的交流。之前,協助審理“劉穎盜竊案”的有兩名手語翻譯。看著看著,唐帥瞪大了雙眼。

第一個手語翻譯是一個瘦小卻面容精明的女子,她的方言手語使用得很是熟練。她與劉穎溝通著,起先似乎很同情劉穎被人冤枉的際遇,可是說著說著,她突然打手勢說要一萬元——是的,讓犯罪嫌疑人劉穎給她一萬元,這樣,她可以跟公安局的人美言一番,確保劉穎沒事。她盯著劉穎,似乎準備留給這個可憐的聾啞人多一些思考時間。豈知,只沉默了幾秒,劉穎便用手語斷然拒絕“我沒偷,我拿不出這個錢”。手語翻譯立時面容有些尷尬,在表示“你要這樣裝硬,我也沒有辦法”之后,悻悻地離開訊問室,雖然沒有所獲,依然拿到了公安局給的一千塊錢勞務費。“這個手語翻譯并沒有馬上給劉穎落下罪名。她還去找了劉穎的母親,向老人家索要一萬元錢。老人倒是一心想救女兒,可是怎么也湊不出那筆錢。”唐帥說。為了求證,唐帥專門找老人核對過具體情況。在劉穎母親那里碰了“釘子”,這個女人就對辦案人員一口咬定“劉穎認罪了,她的確偷了手機”。

“這不是明目張膽地敲詐勒索嗎?一個中年聾啞人,上有老下有小,要是因為拿不出那筆錢進了監獄,老人、孩子怎么辦?這些人也太狠了。”我震驚于人心之不善。

“有一些翻譯人員在金錢和利益的立場上是站不住腳的,很容易利用自己獨特的地位跟聾啞人進行權錢交易,甚至有一些更過分的,就會像這樣,強行對聾啞人實施敲詐勒索。”唐帥說。

但劉穎的堅持和倔強,以及筆錄明顯存在的漏洞,使得公安局后來又找了一個手語翻譯,一個特殊教育學校的手語老師,只懂普通話手語。于是,發生了普通話手語與方言手語的博弈。幾乎不知道劉穎在講什么的手語翻譯,一切只能靠“猜”,她“猜”劉穎是“有罪”的。

看過這些視頻錄像,唐帥驚出一手心的冷汗:如果自己剛好沒接這個案子,那劉穎的命運將會是怎樣?

唐帥將自己的所見周詳地寫在了辯護意見中,并懇請司法機關請三位通曉方言手語的翻譯同時對相關視頻錄像作出鑒定。鑒定結果,真如唐帥所言。最終,他通過正規程序否掉了劉穎的“認罪”。于是,“手機盜竊案”的審理重新啟動,警方調集案發當時手機店及周邊街區的視頻,發現劉穎僅僅是路過手機店,在展示柜旁邊停留了幾分鐘,并沒有任何證據指向偷盜行為。而手機店的女老板,正是通過自家店里安裝的監控視頻,鎖定了在展示柜旁看手機模型的劉穎——因為剛好丟失的是展示的那款手機。而劉穎衣著簡樸,不太像能消費得起這款手機。

最終,檢察院對此進行了核查并采納了唐帥的意見,對該犯罪嫌疑人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

“在湖南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刑庭法官,他審理的聾啞人案件比較多。他曾說過,現如今在涉及聾啞人的刑事案件中,真正的審判者不是法官,不是律師,也不是檢察官,而是手語翻譯人員。這席話足以讓我們深思。”唐帥說,“我并不是要給所有‘聾啞惡人’辯護,相反的,有一些人,正是我要伸張正義的對象。但是,更多的聾啞人自始至終都不知道自己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和義務到底是什么,這就會導致整個訴訟的程序出現不公,甚至是錯誤。”

“由于聾啞人對法律和自身權益保護的無知,在某些審理過程中,虛構證據甚至銷毀審問錄像的也有,著實讓人氣憤。”有一起聾啞人盜竊案,唐帥感觸頗多,后來寫下了30頁的東西,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

在這起案子中,唐帥被司法系統請去進行法律援助,對象是一個張姓聾啞“盜竊慣犯”。在看守所,唐帥見到這個聾啞人的時候問他,公安機關指控你涉嫌盜竊五次,是那么回事嗎?那個聾啞人支支吾吾,一副不甚明了的樣子。于是,唐帥根據卷宗記錄的情況,分別把每一次的時間地點都跟他對了一遍。核對完畢,這個聾啞人垂下眼簾,一副委屈的表情,一個勁搖頭。他比畫著告訴唐帥:唐律師,事情原不是這樣的,做了的我承認,沒做的我絕對不承認,前面兩次是我做的,后面三次不是。

唐帥心頭一驚,接著問他:“那就奇怪了,既然后面三次不是你做的,那你為什么要在筆錄上簽字還蓋手印呢?”聾啞人回答說:“唐律師,我小學五年級都沒畢業,我沒有閱讀能力,所以筆錄上寫的什么我根本就看不懂。”

那人接著告訴唐帥,小學的時候,因為自己和一個老師發生了肢體上的沖突,被開除了。最令人震驚的是,此案審理過程中請來的手語翻譯,正是當年和他發生沖突的老師。

“這完全趕上電視劇的情節了!按照法律規定,跟本案有關系的,可能影響本案公正審理的人員是不能參與進來的。尤其對于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而言,你有權利申請相關人員回避,但聾啞人并不知道自己有這個權利。”唐帥很憤怒。

2016112日出版的《檢察日報》曾明確指出,近年來,刑事訴訟活動中聾啞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及證人逐漸增多,為查明案情,司法機關需要聘請手語翻譯。手語翻譯對司法機關查明案件事實、正確使用法律、維護訴訟當事人合法權益具有重要作用。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四條規定:“訊問聾、啞的犯罪嫌疑人,應當有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參加,并且將這種情況記明筆錄。”由于刑事訴訟法對手語翻譯制度規定得過于原則、籠統,缺乏可操作性,致使司法實踐中手語翻譯人員參與刑事訴訟活動存在許多問題。相關司法解釋也未作出具體規定,需要進一步規范和完善相應程序。

問題現實存在,改進尚需時日,制度的完善和措施的加強勢在必行。

據說,在某一次庭審上,唐帥直接打斷公訴方手語翻譯的演示,指出對方偷工減料,完全跳過了“庭審規則和被告人所享有的訴訟權利”那一大段。那個資深的翻譯唰地紅了臉,因為從沒人這樣質疑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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