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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節*清明|宋慶華:死者為大

來  源:重慶作家網    作  者:宋慶華    日  期:2021年3月31日     

 



人出生就注定要死,及至死乃死者為大。

換種說法,人從出生的那一天起,就開始一步步一天天向死亡走去。這話聽起來刺耳,感覺極不舒服,但沒辦法,事實如此,概莫能外。回過頭來,向死而生,豈不會活得更好?

盡管排除疾病、意外諸因素,人類的壽命在逐漸延長,史載明清時期國人的人均壽命40-50歲,民國至解放前人均壽命50-60歲,“人生七十古來稀”該是那些個時期的真實期頤與寫照,時至今日我國人口正常死亡的平均年齡男73歲女77歲,“人活百歲不是夢”成為身邊可見的現實,但是,這個不同尋常的“但是”轉折下來的重錘,足以讓你清醒,不管你活得多長立得多久,終將倒下,歸于塵土。楊絳先生在《一百歲感言》中清醒地意識道: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人活著,就會有思考。感謝上蒼給予了人類最大的恩賜——造字,有了字,以字組句,所想才有了載體,所思才有了語言的表達,有了思想而且是能表達的思想,才使人區別于僅僅圖求生存的一般動物成為高級動物。文字裝載語言,語言在不斷“輸出”與“輸入”以及兩者之間的摩擦碰撞中形成思考,思考的“鉆頭”從不同方向、角度、維度射向世界和人的內心,理性和非理性的思想由此誕生。亞里士多德說:“人生最終的價值在于覺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但思考來思想去,把人世看了,似乎又回到了原點:人生的終極提問。

我是誰?從哪里來?要去哪兒?這三個關于人生的提問促成了人類的哲學思想,對這三個問題的思考、探討、研究形成了卷帙浩繁無窮無盡的學問,也可以說成為了考驗人類智慧的終極問題。二千四百年前,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蘇格拉底和他的學生柏拉圖,以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并稱為“古希臘三賢”,被后世普遍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人。因為史料的缺乏,因為蘇格拉底為“三賢”之先,且一生述而不作,靠作學生的記敘、梳理和闡述,才將其言論、思想以及所作所為集約編撰為文傳承于世,后人梳理總結前人的哲學思想,有人便將這終極三問稱之為“蘇格拉底三問”。類似的提問還可以在《圣經》的不同部分不同章節里找到原問,出自耶穌或其他的神或人之口。法國畫家保羅·高更曾畫過一幅題為《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什么?我們到哪里去?》的畫,也許可以認為“三問”是高更提出來的。事實上,出自誰之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問”自我拷問,自我探索,促成了人類的積極思考,促進了人類的深刻思想和實踐,并且抽象出了它的哲學意義。于每個人而言,能夠直抵人,生而在世必須追問其自身生命的本質、來源直至歸宿。反過來說,每個人都用一生來踐行或者證明這終極三問,及其意義。

“三問”都是大題,是大難題,對“從哪里來”“要去哪里”兩問也就是對“生、死”的追索,可以大膽預言,似乎永遠不可能探索到答案,不管他是何方圣神,不論他具備多高的高度、多深的深度或者新增什么維度,也不論出類拔萃的人類發明多少高精尖的科學技術,并且集優借助這些技術,只能是在此岸止步而無能在彼岸登陸。雞生蛋蛋孵雞,只是一種循環,雞死魂又還蛋,既不見物理渠道也無法尋覓無形軌跡。佛家敬惜每個生命,怕的是開罪那種生物的在天之靈而受報應,當然也僅僅是信眾執念。“至圣先師”孔子與弟子之間的探討,《論語》是這樣記載的: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盡管“大哉死乎”,不管后人怎么去闡釋,上升至極高的哲學意義,畢竟這兩頭在彼岸的說法還是讓人摸不著頭腦。哪怕人類靈魂深處衍生最虔誠最極端的宗教,依然是有提問但無果,有的倒是無盡的揣度和無邊的猜測。

我是誰?千百年來困惑著自己提出此問的人類自己。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人在德爾菲神廟阿波羅神殿前的石柱上刻下這樣一句看似輕描淡寫細思卻震撼人心的箴言:“人啊,認識你自己。”他們認為只有認識自己方才具備智慧。千百年來的后人們。迄今都沒能縝密、周全、深刻地弄懂這個問題。古希臘充滿智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審視自己一生后不無感慨地說:“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過。”為了認清“我是誰?”古今中外的人們,不管是自以為手握乾坤可以主宰人類命運的偉人,還是在不同領域大有作為或者小有成就的功成名就者,抑或是命賤如螻蟻汲汲于生存的蕓蕓眾生,都在自覺不自覺地省察自己,不斷地設定人生目標然后用實際行動去證明自己,這個過程延伸在人出生以后死亡之前,實際上就是解決一個“人怎樣活著”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史上又被稱之為“蘇格拉底命題”。

世界走到二十一世紀,人文學科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是前所未有,可以說是超出自己創造奇跡的人類自身的想象,踏上月球的人類足跡、近距離探索火星的觸角、可以在某些方面替代甚至超越人本身的智能機器人、幾乎無所不能的互聯網、環垂穹宇的星鏈······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簡直就是一場革命,高度發達,迅猛前進,但同樣解決不了人出生前的“來向”及死亡后的“去向”問題。于是更廣泛的族群更多的人聚焦于致力于“人怎樣活著”這個命題,這著實讓活著的人做足了文章,足登高山者寫下鴻篇大著,步履低谷者絕大多數悄無聲息地來默默無聞地去,能在人海中史籍上留下只言片語尚屬鳳毛麟角,即使如此,其后的史料既浩如煙海也千奇百怪。    

我是誰?踐行了“人怎樣活著”這個歷程最能夠證明或者說明,所謂“蓋棺論定”是也。西方人習慣看重過程,東方人則凝視結局,但最終殊途同歸——走向死亡。排除被動、意外、疾病諸多意志以外的因素,主動面對甚至主動選擇死亡的人無疑更能說明“我是誰”。

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引進新神論和腐蝕青年思想的罪名判處死刑,在喝下那杯毒堇汁之前,他語出驚人:“現在,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活著;究竟誰過得更幸福,只有神知道。”何等自如,何其瀟灑。原本他是可以選擇不死或者逃避死亡的,可他選擇了死亡,即使死他還闡述了他對死亡的獨到見解,因而死得其所。

作為一個思想家、哲學家,從來還沒有哪一個像蘇格拉底的死,在后世引起這么多不同凡響的反思,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力。這樁注定要影響歷史的死亡判決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生取義的偉大哲人,另一方則是以民主自由為標榜、被后世視為民主政治源頭的雅典城邦,而且審判他的法庭由500名來自城邦社會各階層民眾的陪審員組成,陪審團又遵循的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的判決。說蘇格拉底主動選擇了死亡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這就使得此案在當世就籠罩著一團迷霧和極其濃郁的悲劇色彩。如果憑借智慧,他完全有辯護能力說服多數陪審員站到自己一邊,他的朋友愿意代他繳納一筆可觀的罰金保他被判流放,即使被判死刑后朋友們也能夠幫他越獄逃生,但都被他一一拒絕。他說:我寧愿選擇死也不愿婢膝地乞求比死還壞得多的茍且偷生。他不愿意為了活命,就利用言論自由替徒有其表的民主制作最后的辯護,使自己失去精神內核。

他無愧為先哲,就是死也死得何等從容,何其優雅。1787年,法國畫家雅克·大衛創作了油畫《蘇格拉底之死》形象地描繪了他臨死的情景,盡管不具真實,卻可以看見他安之若飴飲鴆自盡的冷靜和最后談論哲思的瀟灑。這是一幅畫,但表現的絕不是他的做作,因為他的內心對死亡自有他別具一格的認識:死亡對人來說是一個秘密,要么是無,要么是靈魂從這個世界遷移到另外一個世界。居于這樣的認知,死亡還有什么可怕的呢?甚至可以說是一件高興的事。

主動面對或者主動選擇的死亡——人的生命的最后篇章,也各式各樣形形色色,或興高采烈,或甘之如飴,或默默無聞,或壯烈絢麗,或奇彩獨具,或被演繹為以為迥異的傳說,留下生死千古事的史載。

一般人眼里對那個未知世界充滿恐懼,認為死亡是痛楚、悲哀而可怕的事,而先哲們似乎先知了那個世界的感覺和模樣,獨具欣然的認識,甚至對自己死亡的方式都作了一番研究,再作出一道道奇特的別具一格的選擇題。二千四百年前的蘇格拉底之后,類似的典型人物在西方文明中可以列舉許多,近代著名的德國哲學家亞瑟·叔本華是唯意志論的創始人,認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運作的力量,人生是以受難的方式逐步走向死亡;生命是向死亡討來的借貸,而睡眠,不過是繳付每日的利息。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家世破離,因患肺炎死后,把所有財產捐獻給了慈善事業。西方文明中有這樣的先知,東方歷史上同樣有許多認知曠達的先哲。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以詩為歌,吟道:死亡不是油盡燈枯,它只是熄滅燈光,因為黎明已經到來!《莊子·至樂》中記載:“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認為,死人當哀。莊子大笑,說,她仰臥天地間安睡,太陽和大地都是她的棺木,我在旁邊哭哭啼啼就太不懂生命自然的道理了,我該替她高興才是。

對死亡認知通透、豁達、曠明的先哲,對死亡無懼、無悔、無疑姿態和言行,為他人為后人對死亡的認識作了幾乎是先知也可以叫做神明的引導,姑且不論其深度、廣義和可信度,至少對蕓蕓眾生消除對死亡的恐懼,對死后世界無妄猜測產生的惶恐心理,起到了積極的舒緩作用。

不容置疑,世間很多人都生活在功利世界,出于其他的目的追求而主動尋死或者以死明志,也是把死亡作為人生的最大事,以結束生命為代價來彰顯生命價值及生命以外他認為值得追崇的意義。從寒食節的起源,來看看介子推之死吧,人們引申出了幾多的意味。春秋時期,晉國公子重耳逃亡19年,曾經在饑寒交迫之時,跟隨他的介子推從自己腿上割下一塊肉讓他充饑。重耳即位后遍賞功臣,介子推則隱居綿山,重耳為尋他出山,縱火燒山,事后發現他竟背著母親燒死在一棵柳樹下,并留下遺言:“割肉奉君盡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為紀念介子推,晉文公定當天為寒食節,第二天為清明節,改稱綿山為介山。介子推“割肉啖君”以死明志,明的是“忠君”之“志”,是為本意,而后人演繹的意義可就多吶,為國為民,不慕名利,無私奉獻,救人濟困,克己救人不圖回報,總之,成為后人綿綿不絕的學習和教育資源。

誰都知道清末“戊戌變法”失敗后被誅的“六君子”,誰都記得留下豪邁詩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豪邁詩句,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口號,大義凜然地走向刑場的變法志士譚嗣同,但是,有多少人知道,1898年9月28日,慈禧下令對譚嗣同“特別照顧”,用未開過刃的“大將軍刀”將其斬首,這種連切菜都困難的鈍刀卻將大呼“快哉快哉”的志士足足砍了30多刀,其痛其狀何其慘烈;有多少人知道,聞知變法失敗,譚嗣同能夠脫逃可以避死,但時年33歲的他堅決說不,還擲地有聲:“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又有多少人知道,被押往菜市口刑場途中和刑場周圍里三層外三層的旁觀人眾,只知道這是一群該死的亂臣賊子,卻無人真正了解這6具被斫的身軀到底是為誰捐軀;再置一問,更有多少人知道,譚嗣同父親譚繼洵當時乃位居湖北巡撫的高官,既無力救子,又不得不服從朝廷,還得承受教子不嚴的責苛,只能以泣血的心顫抖的手寫下一副“謠風遍萬國九州,無非是罵;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的挽聯,足見一位父親萬箭穿心般的痛楚,暗暗長夜中其情可哀可憫。“戊戌六君子”之死,固然彪炳千秋,可在當世究竟喚醒了多少國人的覺悟?

佇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正中央,始建于1952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上寫著:“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死者為大,不是簡單地認為他處于人的生之頂端或者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而應當是對他之死的價值認同。這是新中國對獻身的無數先烈的國家紀念,體現的是新政權祭奠人民英雄之死的國家意志。

沒有人一出生就注定成大事作偉人,人生在世有千萬種活法,作為人生的結局,因為認知的不同,追求的價值和意義的不同,死亡的方式也千差萬別,但確實值得深思之細考之。畢竟人之生命來之不易,而且不可復制地只活一次,死亦是人生唯一的一次謝幕,不僅僅是一個沉重的話題,而是歷經滄桑之后有的安然、有的黯然、有的粲然甚至極其荒誕、古怪有趣的結局。作為一個時代思想先鋒的哲學家,對死亡的思考、假設、猜測還具探險意味,不然,怎么解釋有的哲學家離奇乃至匪夷所思的死法。美國學者西蒙·克里切利就在《哲學家死亡錄》一書中搜集了大量古往今來的哲學家對死亡的思考和死亡方式,也是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

人啊,總是把死亡當做生命的一部分來對待的,哪怕它是最后的一部分。

站在人生的止點,在他人眼里有高低貴賤之分,有偉大崇高卑下無恥之別,而對他自己對生命的本質而言,統統都是一樣:不知去到哪兒。

既如此,我們不妨“笑談死生悠悠事,做好人世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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